西方公司已经建立了严格而稳健的流程，以在目标企业合法收购之前对其进行评估。 这应该可以通过调整购买价格或陈述和保证来减轻风险。 然而，在中国，投资者认为进行此类并购尽职调查的效率可能较低。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，公司实践经验和经验证据，我们的论文解释了这种方法的局限性。 我们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，遵循西方最佳实践程序并不一定会减少中国投资者的不确定性。 同样，中国的专家并未完全将典型的并购措施和指标视为信息的替代品（例如，诸如收益协议之类的合同条款）。 由于文化和制度框架条件的不同，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克服投资者和卖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。